《潜伏》中的不需要找历史原型股票配资开户平台，因为他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中共叛徒、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，历任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、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、军统西北区区长、东北区区长、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吴景中，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此人。
余则成应该是很多地下工作者的集大成者，而李涯的历史原型也比较好找：我们根据他是吴敬中的继任者、留在天津执行特务潜伏计划这两点，基本可以断定他就是曾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、处长、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的李俊才。
李俊才和李涯姓氏相同，工作性质相同，所以说他们是“一个人”也不为过——这里顺便要解释一下，当年的军统（保密局）高级特务一般都有两个身份，比如吴敬中在当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时候，还是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，文强在当军统东北办事处（也称东北区）处长（区长）的时候，公开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、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处长。
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说，他是军统方面第一个进入东北的中将，还说自己在抗战胜利后就经胡宗南孙连仲保荐、戴笠大力帮忙下晋升中将。文强是在戴笠死后才离开军统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断定，文强就是不折不扣的“中将特务”。
文强被俘时的身份是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，所以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，而只说自己是“军事参谋人员”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：将军级特务要想提前特赦，是很困难的事情，而且在战犯管理所，特务也是其他“同学（战犯互称）”待见的，正规军的将军们，每天除了学习劳动就是三件事——吃饭、睡觉、骂特务。
文强是中将参谋人员不假，但他却不是离开军统之后才晋升的中将，他在回忆录中感谢戴笠帮他晋升中将，那就说明他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，也算“大特务”了。
当年军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戴笠（戴笠一辈子也没当过正局长）才是正授少将职务军衔中将，所以军统特务晋升军衔比较困难，但是老蒋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戴笠尾大不掉，就允许军统特务在正规军中“兼职”并按军队建制授衔，所以戴笠是少将，他的两个“副手”郑介民和唐纵，因为有其他“兼职”，所以早早正授中将，所以戴笠虽然号称“军统老板”，却不能说一不二，后来军统“裁员分家”，有一部分特务跟郑介民去了“国防部”，一部分跟唐纵去了警察系统，原本直属军统局的各个“交警总队”，也有一些变成了暂编师或师（当年暂编师、师、整编师是不同的），并划归各地“剿总”下的正规军。
李俊才，或者直接称其为李涯，并没有像电视剧演的那样坠楼身亡，而是奉毛人凤之命留在天津潜伏——如果不是吴敬中见势不妙溜得快，那么留下来潜伏的就必然是他了，而李俊才作为“军队少将”被俘，特赦就比较容易了。
我们翻看七批特赦人员名单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正规军将军们特赦比较早，而绝大多数特务比如李涯（因为后面咱们还要谈到电视剧中的李涯，所以将李俊才称为“李涯”比较方便一点）的同行文强、大家熟悉的周养浩，以及陈旭东、鲍志鸿、郑锡麟 、段克文、岳烛远、何崇校、谢代生、黄庚永、章微寒等保密局少见站长、处长，以及沈蕴存、邱沈钧等“国防部二厅（情报厅）”，还有张文 、王从先、刘桂楠、邵平、胡涛、吴汝成、先大启、孙秉礼等中统系（后来改成党通局和内调局）区长、站长，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。
1975年的第七批特赦实际是“普赦”，因为那一次所有的战犯均获特赦，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也都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在1975年之前特赦的特务屈指可数，其中也就是1960年第二批特赦的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，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、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（情报处）少将处长董益三；1961年第三批特赦的保密局少将经理处处长郭旭；1966年第六批特赦的除了李俊才，还有潘澄清（贵州站少将站长）、熊武琪（局本部少将策反专员），以及交警第八、第九总队的谢异炎哈姜溢三。
李涯等于赶上了“提前特赦”的末班车，如果第六批没有他，那他就只能跟文强（就是《特赦1959》中的刘安国）、周养浩一起，再等九年才一起出去了。
关于李俊才的史料不多，我们能查到的，就是他写过一本《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》，这可能也是他能赶上1966年特赦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放下李俊才单说李涯，我们即使仅看《潜伏》，也能找到他比多数“同行”早特赦九年的三个原因。
首先一点，就是李涯海算不上真正的“保密局天津站站长”，他就是接盘背黑锅的——吴敬中跑了，潜伏任务还必须有人执行，而要想成为高级战犯，那是有必要条件的：文官厅长以上，武官少将以上，中统、军统特务区长、站长、处长以上，李涯只能算“半个站长”，进高级战犯管理所只能算勉强及格，所以多关几年没必要，而一般的站长以下特务，一般都是判几年就放了，有的干脆没判刑。
还有一点也必须注意，那就是李涯没有太多的作恶机会：电视剧中的李涯在天津站就是个受气包，老吴交给他的任务，办一件砸一件，简直跟《地下交通站》中的侦缉队长贾贵差不多，跟徐远举、周养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还有更重要的第三点，那就是李涯的“理想”很有意思：他说自己拼命干活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想让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。
有这个念头，就说明他不是完全的坏人，而且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当年的人，还真不能非黑即白、非好即坏一刀切。
李涯在延安宝育小学潜伏多年，近朱者赤，早已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不再像沈醉、周养浩、吴敬中等将军级特务那样唯利是图，也不像谢若林那样心中只有生意没有主义。
像李涯那样的人，其实是很好改造的，他在天津站已经跟其他特务格格不入，进了战犯管理所，肯定会像董益三、王耀武一样努力学习、积极改造，所以1966年特赦名单上出现他的名字，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。
李涯的历史原型李俊才特赦后先当老师后当副校长，算是得偿所愿，圆了他在《潜伏》中的“教学梦”。
除了少数几个罪大恶极顽固不化者，战犯管理所绝大多数学员的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，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：李涯进了战犯管理所，经过一段时间学习，会不会为当年的一根筋而懊悔？如果进战犯管理所的不是李涯而是吴敬中，那么老谋深算、看透世情常有隽语的吴站长，又会有怎样的表现、能不能跟沈醉同一批特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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